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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色故事:周围人眼中的黄昆
新华网

  “青年时代做出了卓越的科学贡献,中年时期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,晚年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,为祖国科技发展呕心沥血。”朱邦芬,这位曾经和黄昆一起提出“黄-朱模型”的教授为黄昆的一生作出了概括。

  “物格无止境,理运有常时。”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内一块石碑上铭刻着这样一名话,这里是黄昆先生工作和生活过20多年的地方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,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黄昆等人登上北大讲台,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设普通物理课。从固体物理到半导体物理,黄昆和其他教师一起奠定了北大物理系乃至全国物理教学的传统,桃李满天下,“弟子”中更是涌现出甘子钊、秦国刚、夏建白等院士。

  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前夕,记者来到北京大学,在澳门赌场院士夏建白的帮助下,临时“请”到几位黄昆的学生和20世纪50年代的同事。虽然没有思想准备,但这些也已白发苍苍的北大教授们仍然满怀感情地讲起“黄老师”,讲起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  “表面张力”的故事

  提起黄老师,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“表面张力”,一直到现在,关于这一物理概念的阐述还来自于黄昆的经典解释。

  50年代初毕业留北大任助教的赵凯华,讲述了背后的故事:“黄昆先生是1951年回国,当时30岁多一点,还没有结婚,一个人就住在实验室里。我当时刚毕业,在教普通物理碰上一些问题,特别是表面张力,觉得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讲清楚,就向黄先生请教。他说想一想,大概第二天,他说想清楚了,并当即在黑板上很仔细地给我们解释。到1952年,他开始教普通物理时,对这个问题又进一步钻研,写了文章给《物理通报》。”

  虽然是理论物理学家,但黄昆却喜欢自己动手。家里的电视机坏了,一般人都会送到修理部去,他却自己卷起袖子。1956年入校的章蓓说:“黄先生生活上要求很低,也非常简朴。60年代,我们在昌平有一个校办工厂,研制第一台计算机,试制集成电路,他那时一方面给工农兵学员讲课,一方面到车间或生产线和大家一起做。按说他是搞理论的,而且学术造诣非常高,但是到了车间他总是不耻下问,向工人学习每一个细节和技术,而且要求非常高。当时在工艺流水线上清洗样品非常琐碎,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。他抽烟很厉害,平常每天一到两包,但到了工厂,他就忍住。”

  “我毕业后在半导体教研室,一直是黄先生带着工作,他是室主任。他总是告诫我们,抓住现象后一定要搞下去,对我们的科研有很大启发。我现在就经常拿黄先生的这些教导学生,很多学生按照这个思路做出了成绩。”章蓓满脸洋溢着敬佩。

  “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”

  北京大学52级的秦国刚在去年当选为院士,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前的时光,他说:“我原以为是位老教授给我们上课,没想到他那么年轻,才30多岁。第一次听黄先生讲课,感觉的确和中学老师水平不一样。听他的课,好像是一种享受,除了科学以外,能体会到一种美感。他分析特别透彻,能够让人比较快地掌握关键之处。现在回想起来,黄先生也不是天生就会讲课,为讲一节课经常要备课好长时间。”

  的确,黄昆自己就曾经在自述中承认,上学时写作文三句话就完了,在表达和语文上有所欠缺,曾经因此语文考试不及格。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投入教学的热情。在没有蓝本的情况下,他自己动手编写了《固体物理学》,还和谢希德教授一起编写了《半导体物理学》,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两个专业的必读著作。

  “黄昆先生学术上非常严谨,概念非常清楚,讲问题没有含糊的地方。他的课还非常有启发性,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有启发性就是给学生提问题,黄先生不是这样,他讲课启发性极高,但从来不问学生一个问题,而是从头讲到尾,用非常明白的语言把学生吸引住。”赵凯华说。

  “我是做实验的,但也喜欢听黄先生讲课。”1956年入校的赵汝光说,“黄先生能够按照思路一步步深入下去。这个问题别人讲,玄得要命,他讲就很简单,就连我这平常不搞理论的人,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。”

  正是有感于黄昆的授课,前不久当黄昆重回北大做讲座时,赵汝光慕名前往。“我去听了,就是因为多年前听他的课上瘾,这次又去听,还是一种享受。”

  “鬼剃头”的故事

 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,而生活细节也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格。

  “我在大学里最爱听两个老师的课,其中一个就是黄昆老师。”吕斯华教授至今仍记得一个小细节:“那是1958年,有一次,可能是由于劳累过度,黄先生出现了‘鬼剃头’,一夜之间掉了一大块头发。第二天上课时,他为了不影响大家听课,一登上讲台就先摘下帽子,给大家看,说‘免得你们笑话,影响教学’。”

  对于自己在北京大学教学的20多年,虽然黄昆说自己光顾了备课和教学,不太关心学生。但是在吕斯华眼里这却是他的谦虚而已:“黄先生和学生的关系非容融洽,那时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,但只有黄先生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,决赛那天,学生都跑到他家去了,他家全是人,一直站到门外。”

  “黄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,但他和夫人经常与我们一起劳动,什么事情都做。‘文革’时他是二级教授,每个月有285元钱,他把200元交了党费。他在生活上要求很低,在学术上却要求很高。评职称时,他就对某些人相当不客气,有时让人下不来台。一次,一位副教授评教授职称,大多数学术委员同意,他却说,给他个副教授就不寒碜了。这是他严格要求自己,也严格要求他人的表现。”赵汝光坦言。

  同为1956年入校的吴思诚教授说:“黄先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,但他不愿意炫耀自己,从来没有特别的要求,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和老百姓,我们为他得奖高兴。”

  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——

  “他穿个老棉袄,前滚翻做得非常好。”

  “他至少是很有性格,也很幽默的人。因为患了帕金森病,要按时吃药。有一次忘了,结果他夫人打电话来说你怎么忘了吃药。黄先生回答说,是你忘了,还是我忘了?”……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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